当我幼年的时候

In 湿瓷绘 by 成朴

 

        当我幼年的时候

        成朴

  有这样一首怀念童年的歌:

  “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祥的眼里,隐约闪耀着泪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难忘的歌曲;我的心酸的眼泪,滴滴流在我的脸上。”

唱起这首歌,我就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那夕阳一般的一片金色。一个人的年龄是由一年年来度量的,而一个社会的年龄却是由一代代人来度量的。我童年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我想以此文来记述一下那段美好的时光,和那一段人类史上非常独特的生活方式。

  以此献给我的母亲,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

        一

  我从小是在北大的家属院中长大的。我的家那时是清华边上一望无际的田野中的几幢红色家属楼--在那个灰色的时代里,旧红砖的颜色就像童话一样。

  那时,一个家属院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从“戴帽”的初中生到四、五岁的“小的”,都“和”在一块儿玩。一伙人大概有几十、上百人吧。大孩子很少欺负小的。一玩起来,大的冒险,小的卖力,煞是可观。有时,小的被外面的“野孩子”欺负了,大的还硬着头皮“出头”,或是带着小的绕几里路上学和打酱油--我现在也弄不懂为什么这些在“文化大革命”的恶风险浪中出生的孩子们会自发地非常友爱。

  我们经常玩的,有“闯关”、“大本营”、和“一拨儿逮一拨”。

  “闯关”最简单:在马路上划上几条线,一方守在线上,脚不能离线;另一方试着闯过去,但或攻或守或“偷”,配合大有讲究。

  “大本营”营是两根电线杆子,每根是一“拨儿”的“家”,摸到对方的“家”就赢;两“拨儿”从家里跑出来互相捉,后出“家”的为“大”;被捉住就得“触”着对方的“家”等着己方来“救”。每当“一拨儿”差不多被对方捉干净了,几个剩下的大孩子试图去“救”,那长长的一串“俘虏”围着一根电线杆或东或西地“指”--这时最紧张;而一旦“救”成功了,双方孩子都一齐兴奋地大喊大叫,同时一面尽快地逃命或围捕--这时最恰当的形容,便是“象马蜂炸了窝一般”。

  “一拨儿逮一拨”的规则和“大本营”差不多,只是一方没有“家”,在楼间四散地躲。不过,这个游戏常常玩不完。不是哪个小的为了躲好弄倒了一大堆箱子(那时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轰隆”一声,大家做鸟兽散了;就是谁藏得太好,老也找不着;或者就是玩得太晚,许多人藏“回家”去了(按规定这是“犯规”的)。我就常常在藏回家吃完晚饭和大人一块儿出来时,看见同玩的个别小伙伴--还在黄黄的路灯下像“黄鼠狼似地”转呢找呢。

  小时候,我总的说来,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哼,女孩子有什么?”不过就是成天玩跳皮筋、丢砂包、掷羊拐罢了;我们男孩经常要去给她们捣乱。不过我也有非常佩服她们的时候,那就是当她们“跳高筋”。

  一围皮筋,崩在细细的小指上,高高地举在头顶;一队的领头的女生,要跳起来高高地用一只脚去“勾”,而且只能勾到两根里的一根,不能碰另一根,象是耍杂技一样;这样的女生,往往是以后小学里的跳高冠军--每当这时,我便要扭过头去。(后来,问明了太太,才知道过了顶的“高筋”靠“抻筋”,不是我印象中的“朱建华”式。)

  这些,只是近处的玩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可玩的就更多了。

  未名湖春天的湖水、田野里夏天的玉米穗、圆明园秋天的石人石龟、北大山上冬天的松子松果,都是我们的玩伴;晴天里的尘土、雨后的水洼、傍晚时寻的“马知了”,给了我们多少的乐趣;直到今天,我在梦中“遇险”时的“归宿”,仍是圆明园那荒芜的小山包,或是那青青的田野。

  每当夏日傍晚孩子聚到一块,便要去找马蜂窝捅马蜂窝。常常是一个大的孩子,披着从家里偷来的雨衣,用一根长竹竿,一捅,一勾,马蜂窝便掉下来“嗡”的一声炸了窝;这时,远远看的孩子也纷纷跑开来。常常是去捅的孩子,脸上或是手上被马蜂蜇了几处--没关系,捡出“马蜂儿子”涂上就“不痛了”。这个游戏永远玩不够。

  一次,一个叔叔--他的孩子是我们那儿的“头”--到我家,穿着厚的胶雨衣,外面下着大雨;在房里脱下雨衣,衬衫仍然湿了;叔叔咕囔了一句“怎么搞的,这么厚的雨衣,还漏”我却知道是为什么!

  我印象中最好玩的,是“钻锅炉”;北方冬天烧暖气的锅炉,很大,小孩可以钻进去;黑洞洞的管道好像没有尽头,既可怕又好玩极了;钻在长长的管道中,别人在两头大喊一声,或是用砖头在管道外壁猛敲一下,眼前会震得金星直冒。不过这样好玩的游戏我只玩过一次,那次钻出来后大家身上脸上都是黑灰,有的身上还有黑油;连大孩子都没了主意。后来,大家一起到下雨后的黄泥汤中洗了一遍,一齐站到墙根下晒太阳,只盼身上的衣服能干;直到天黑“看不清了”才敢回家。我的一件小白褂,已经变得“不是白,也不是灰,也不是黄”,颜色怪极了。那天晚上,大院里家家都把小孩揍了一遍。

  我从六岁开始,每年暑假便跟着那时九岁的姐姐,去颐和园游泳。我们俩走几里路,到北大西门的妈妈的好朋友家,汇合另外两个小朋友,再走几里路去颐和园,去的一路上逮蜻蜓、看猪、捉青蛙、摘荷叶。回来时歪歪倒倒地走回妈妈的好朋友家,喝两口水吃一个热馒头,再慢慢走回家。我姐姐最大,刚开始时,也只能游“三十米”。有时,好心的叔叔阿姨会带我们去,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有公共汽车或是自行车坐了,游泳后也会有“零食”吃--我们年年就这样地走呵、游呵,游呵、走呵;慢慢地长大了。我小时候,除了一次“腮腺炎”,两次“开瓢儿”,和几次“崴脚”,似乎不记得生过别的病。有一天游泳回来,妈妈突然对姐姐叫起来:“小燕,快站到门边上去!”--原来我姐姐“窜个儿”了,十几天内长了十厘米。

        二

  那时小学功课轻松,作业也五花八门。我们小学种菜、种果树、架葡萄和养兔(兔子据说还“出口”)。我们的作业中,就常常有“一把兔草”、或是“一把杂草”(须从学校的田里挖来)。学期作业是春季“蓖麻子若干个”,我家住楼房,只能到种了的人家去偷;秋季是“长征长跑”,一个小学校的里程加起来从井岗山跑到陕北。语文作业常常是“念书五遍,家长签字”;我就念它三遍,再偷了妈妈的钢笔加“两竖”交差。大字作业是描红模“谦虚谨慎/严肃活勃/艰苦朴素/戒骄戒躁”,最头疼。有一个暑假太贪玩,要返校前才发现四十篇红模,一篇还没有写;于是我饱蘸浓墨,一笔写两篇;结果开学后都得返工。所以现在才发现我只有“谦”字写得好。一想起那时假期结束前的“赶作业”,我现在还头晕眼花呢。

  有一年作业中有“爱国卫生--每人上缴蝇蛹一百个”。阴沟和田里翻翻,一个也无,有也是空壳。后来,我和几个小朋友寻到了两里地内的一个废弃的厕所,挖开来,发现成百上千个“实打实”的。这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小学的学生都去挖,都知道是我们几个“发现”的。

  我小时候很淘气,受到的表扬不多。每次“期终总评”除了“学习好、身体好、团结同学”外,其它一般都是“一般”。但有一次“受表扬”却是终生难忘的。那天我们“学农”赶回来,听“重要广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过世。由老师带头,全班同学哭声一片。那时我个大、头大、嗓门粗,似乎哭得最响;虽然坐在后排,还是给老师注意到了。“重要广播”过后总结时,除了“这十天致丧期间不许笑”外,老师又说:“成朴今天对毛主席最有感情,哭得最好。”

  我现在懂了,我的童年那么好玩,是因为那时的整个中国已经回到了一个“儿童”的时代。

        三

  那个时代最传神的一件事,便是“新闻联播”。

  每天晚上八点整,一奏“东方红”,便是“全国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偶尔有“重要广播”。播音员天天声音高亢,内容天天斗资批修、口诛笔阀,半个小时的节目天天从千家万户的灯窗中按时传出来。一有重大消息,便是长长的“中央委员、中央后补委员-名单”--这时,便是我们孩子们大显身手的时刻。

  或许是由于那时强调“安定团结”,或许是由于孩子的记忆出奇的好,“中央委员、中央后补委员”的名单就像基本物理常数一样被我们“倒背如流”。一播名单,我和姐姐就坐在收音机旁,争先替播音员把下一个名字说出来:“陈锡联、耿彪、许德恒、荣毅仁、周建人、赛福顶、阿佩-阿旺-晋美”,连“史良”、“蔡畅”后的“(女)”字都一起背出来。

  另一件独特的事便是“小说连续广播”,小说只是两、三部。“刘胡兰”、“金光大道”、“漫山红遍”播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但“小说连续广播”,仍是我们每天的头等大事。有时中午“十二点”听一次,晚上“六点半”还要再听一次。小孩子们听起“小说连续广播”来,就像老京戏迷听戏一样。

  电影也是一样。那时不兴电影院,常在操场上露天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春苗”、“青松岭”、还有“决裂”;次次加演“彩色印染”、“广西早稻大丰收”或是“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孩子们嘴里台词说出来,手上动作就做出来。但一放电影,仍是人山人海;放影前两小时,荧幕前就已排好了各色各样的凳子,坐好了聊着天的家属老大妈。大家远了看,近了看,侧着看;左边看,右边看,荧幕后面倒着看;或者各个位置换着看。一遇情节紧张(比如出现“龟田、松井”的脸),仍是全场屏声禁气,或“嗨”或“呵”。

  除了每天七点“开演”前电视里的那面钟,我对电视的映象实在不深。似乎除了“李铁梅”拄在钢琴前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电视台没有播过别的。

        四

  那时住房紧张,差不多家家都只有一间房。我家一个单元里四间房住了四家,四家共用一套厨房厕所。隔壁的阿姨是系领导,伯伯是三0一医院的军级技术干部,家里也是一间。住在那套单元里阴冷昏暗的北屋的,是北大以后八、九十年代考古方面最出名的邹衡教授邹伯伯。邹伯伯常年独身守在那间屋子安安静静地描画古尊古鼎上的小人和器皿,自己也像出土文物一般。邹伯伯上厕所用他吸烟剩下的烟盒当卫生纸,所以我老拿家里的卫生纸与他换烟盒。可惜他抽的都是劣质烟,我这样换的一叠烟盒,还比不上别的小朋友手里的一张。邹伯伯顿顿吃北大教工食堂,几乎顿顿吃的都是炖得黑乎乎的白菜,里头有几块肉皮上黑毛老长的猪肉,兼因为碱大而呈窝头颜色的馒头。每次吃饭,邹伯伯都要端着搪瓷碗站在我家门口看我吃饭,说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好玩。

  那时人待人亲切,邻里关系好,每家的门都是向其它家的孩子敞开的;我每天晚上要“看”两、三个小朋友,在两、三家玩过串过。那时做客不必怕主人不在家。我记得从五岁开始,我就懂得如果有人来“看”同单元的叔叔阿姨若叔叔阿姨不在的话,要请他们到自己家来坐。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也会请不遇之客到我家来坐--而且非来不可、不来不行。领进门,我会倒茶,请瓜子,正正经经地坐在我的小凳子上陪客人聊天,临走给叔叔阿姨留话。下次,客人来,在主人家坐过后,也会再来我家坐坐。

  那时社会治安好,家家都是一把“将军下马”或是“不下马”的锁,钥匙常放到门口的杂物堆中。我大舅舅家最爱“唱空城计”:把灯开着,把收音机开着,把门半掩着,全家(这时舅妈必定出差去了)都出去玩一个晚上。舅舅每次来,妈妈都要拼命地逼问他的家里是不是在“唱空城计”。为求“逼真”,舅舅还曾用几个坏搪瓷杯和火柴、绳子、筷子,利用“滴漏原理”做了一个“收音机自动换台器”,每次能精确地换一个台。舅舅不厌其繁地演示给我们小孩看;舅妈回来便藏起来。现在想来,这不过是一个来不及学成的“留苏”“自动化”在长期闲置中的一种“淘气”罢了。

  那时“小道”多,大人“串门”多,“串门”为调动工作和传“小道”的多。由于家里只有一间房,传“小道”都是当着我们孩子。遇到关键或是传神的地方,大人就在手上笔笔划划。姐姐识字,听到的多;我也听了不少。于是,在一个天气晴朗“惠风和畅”的下午,我腰间别着一根树枝,学着“小兵张嘎”,站到乒乓球台子上,给一快儿玩的小朋友来开讲“形势”。妈妈听别的大人说“你家小朴在乒乓球台上传‘小道’呢”,不得了,赶快下来叫我回家。不料我“大意凛然”地继续传,不愿回家,声音反而更高了些;于是妈妈赶快哄我说家里做了肉丸子,才把我哄回去。那天我是真的吃到了肉丸子。

  那时大人也有浪漫的时候。我妈妈的学生,都是“上山下乡”多年的“大龄”“工农兵学员”;我母亲经常给他们“牵线搭桥”。每当家里摆好一张凳子,上面放好两杯清茶,隔着凳子面对面像“谈判”似地放好两个小板凳--家里太小,其它方式坐不下两个大人,除非俩人并排坐在一张大床上,但这不合适--姐姐就知道要带我出去了。我俩们围着家属院转呵转呵转呵转呵(由于有姐姐在,我和其它小朋友玩不起来),心里却都十分兴奋;直到估计差不多十点了,才回家。我姐姐问一句“‘成’吗?”妈妈答一句“‘成’。”那时家里就常有客人留下的小小一包糖果或是点心。他们在学校里的主食仍是窝头咸菜。

  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姨家,姨带我去公园玩,也是去为别人“牵线搭桥”。带着我是幌子,是怕女方害羞--好像那时社会上没有一男一女单独在公园里转的,介绍人得带着孩子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不料我非常喜欢那位年轻“好看”的阿姨,“一见钟情”,抓住她的手就不再松开;害得她陪我在公园里“谈”和“玩”了一天。

        五

  那时大人们最怕“月底”;所谓“月底”,便是从头月二十几号到下月九号发工资前的一段时间。那时,妈妈口袋中只有几毛钱了,妈妈就要计算家里还有多少鸡蛋多少菜,还有多少废报纸破布--粮食和煤靠发工资时买足--银行里包括“存底”还有多少钱--常常是“月初”开户“月底”结户。我爸爸起于一个医疗事故,长期卧病,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多少),家里长年靠我妈当“助教”的工资生活(妈妈的“助教”,从五六年大学毕业到“平反”,一共当了二十多年),还要给外公带东西。家里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天天为抢吃的打架;我想我妈的心,那时成天是“碎”的。妈妈天天东转西转,为了买一点处理的食品多给正长身体的孩子们一点好吃的;妈妈天天在做饭时就着下脚料吃玉米面炒辣椒,嘴唇老是裂的--在我印象中,在搬家前,妈妈好像没有和我们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我上一、二年级时,妈妈天天“开门办学”,将午餐的钱交给姐姐,规定买两个花卷和一碗鸡蛋汤。姐姐为了“省钱”,每天中午只买一个花卷和我“分”(其实给了我大半个)。月底,妈妈没钱时,姐姐就拿出这样省下的三块多钱;那次,妈妈可厉害了,狠狠地把姐姐“克”了一顿;那次,妈妈和姐姐都哭了。然后,妈妈用省下的钱,带我们去了一趟“自然博物馆”。以后,妈妈就把午饭的钱换成饭票,央邻居给我们带饭。

  在妈妈面前,我和姐姐天天“吵”和“打”,可能是因为我“小”,妈妈总是说姐姐的多,说我的少;幼小的姐姐也因此分担了不少贫穷生活的艰辛。但妈妈不在时,我又是非常地“乖”,非常听姐姐的话。当妈妈“开门办学”几天几夜不回来时,我和姐姐便关好门,和衣地倚着睡着,每天早晨姐姐总是先起来、叫我。那时,我便会觉得我的姐姐很好看--后来我想,童话中那个最后嫁给了王子的“姐姐-弟弟”,不过也就是如此罢。

  生活尽管艰辛,妈妈还是非常乐于助人。无论谁来向妈妈借钱;妈妈立刻取出银行中“过月底”的三、五块钱给人家;到时自己再想办法。妈妈总说:这是别人对你的信赖;信赖是无价的。家里总来许多要“解决两地”、“找房子”的人,妈妈总要拐弯抹角地为他们想办法,可惜总没有什么成的;客人走后妈妈却要工作到很晚很晚。舅妈在“口腔医院”当大夫,“挢形科”每年只随机挂一天号;每年的这样一天前晚上舅妈得了信都要来告诉妈妈;这时妈妈便说“小燕,带弟弟睡好。”然后便骑车出门一家家地通知;常常要转大半个北京城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外公当时是“南京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一个月二百多块钱,常常接济别人。但妈妈坚决不要外公的钱,连每月带去的肥皂、白糖、豆制品、芝麻酱和其它副食品、夏天的水果、冬天的广柑,也坚决不收钱。家里只有一个闹钟--是外公听说妈妈要重新教课时送的;那时家里实在买不起闹钟,而妈妈教课一定要闹钟。我想,这些,便是我小时候受到的最好的道德教育。

        六

  那时全国物资供应紧张,除北京、上海外,全国都买不到肥皂、白糖、豆制品、芝麻酱和许多副食品。东北人到了北京,连“水果糖”都大量抢购。每逢居委会的老大妈在楼下一喊“买白糖喽--”或是“买豆制品喽--”大家就都开始往楼下跑,整个楼梯都“__”地响;一眨眼,代销店前就排起了长龙。每次家里都要尽可能地多买,托人向南京的外公和姨家小舅家带--我八岁时“回南京”,就拖了三块搓衣板;这事让外公大大地心疼和高兴了一阵--这样的采购,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吧。

  北京为了“撑门面”,很晚才实现过一段“凭票供应”--“两毛”以下仍不限量。那一段时间,我们表姐表妹堂姐堂妹(我是唯一的男孩子),经常聚在一起,“车轮大战”式地每人买“两毛钱”的糖或是猪肉;然后再“开”到另一家。猪肉要阉好咸肉、灌好香肠再带回去。

  我有一个聋哑表哥,寄住在我外公家,噬糖如命;每次带回去的白糖很快让他吃掉了大半。外公有低血糖,家里一定要有甜的;于是买了一些高价蜂蜜。聋哑表哥就偷蜂蜜吃。外公在瓶子上划了刻度;表哥就往瓶子里兑水。但因为静止时水与蜂蜜不掺和,外公还是能发现。表哥发现水动起来便与蜂蜜掺和,便整天偷着去摇那个瓶子。

        七

  那时常常有“游行”。“四届人大”、“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和“进行新的长征”都游过。(好像只有“天安门事件”因太不得人心而没有游。)“游行”前每人发一面写好的小旗(不许撕破、窝边儿),出发前全校先开“大会”。游行时罗鼓喧天,各行各业都出动。我就在游行中看过我妈妈她教研室的游行队伍,看见她和她的同事们举起小旗喊口号,好像不怎么踊跃的样子;心里好为妈妈和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们惭愧。回到家里,和妈妈说了,妈妈只是扭过头“噢”了一声。

  在我们家旁边,有一片旗人的老宅。有一个专门捡垃圾的孤老太太,很老,脸很肿,大家都管她叫“蒙古格格”;“格格”就是“公主”。妈妈她们常在厨房里谈起她;说她年轻时为“爱情”和一个汉人“私奔”过,其实那汉人只是爱她的钱,钱到手就把她甩了;说她一辈子“太苦了”。于是,办“向阳大院”要“忆苦思甜”时,我和几个小朋友就去请她。不料这边她死活不答理我们;那边“向阳大院”的老大妈大骂我们“臭毛孩子”“有眼无珠”。可能也是意识到了我们的父母中也没有几个“出身好”“苦大仇深”的,“忆苦思甜”就改成了到附近的另一个小学听录音。

  长大后,我才知道“格格”或是“公主”,不是指捡破烂的。

  我也尝过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我有一个小伙伴“陈小”--他妈妈是小学里的“布老师”(“坏”孩子都明里暗里叫“不老实”)--与另一个小伙伴“小毛头”打架了,气不过,便在“小毛头”家外的墙上写了个“毛”打了个叉。这时正值毛主席老人家去世的“治丧期间”,立刻来了辆警车和几个“公安员”,手里端着“五四”手枪(我小时一直以为“五四”手枪和北大的“五四”操场,命名是同一回事),就要来抓人。“陈小”的妈妈拼命抱着“陈小”,大声叫“不是我家陈小”“不是我家陈小!”还眼睛凶凶的看着我们这群小朋友,叫:“谁说是我家陈小?!谁说的,看见了--站-出-来-!”“公安员”又要对笔迹,“布老师”叫冤道:陈小还没有上学,除了“毛主席万岁!”,不会写其它的字--这样的小孩,哪个有笔迹,哪个笔迹不是一样呢?“公安员”为了缓和矛盾,提出给我们这些小孩都验笔迹。这件事越闹越大,连清华里都有好些人翻墙过来看热闹;“陈小”终于赖在他妈妈的怀里没有被抓走。事后,大家都说,要是“布老师”稍“软”一点,“陈小”肯定是给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代销店前便站了一个“穿便衣”的叔叔,天天站在那里看报纸,连最小的小孩都知道。我们再也不敢在墙上画带“大檐帽”的国民党军官;而“陈小”也在他家里被结结实实地锁了半年多。

  那时,我们常常以大“反动派”的名字,骂别人:姓蒋的叫“蒋介石”,姓彭的叫“彭德怀”,姓刘的叫“刘少奇”(前面还要冠上“判徒”、“内奸”、“工贼”),等等。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历史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

  阶级斗争也有非常严酷的时候。据妈妈讲,生我的时候,家里都贴着大字报,每天都要大声对来看的人念;除了碗柜,到处都贴着封条。来“抄家”的大多是熟人,既有学生,也有几个同事;若不是爸爸在临“抄家”前几天“灵机一动”买了张“毛主席像”挂起来,和来“抄家”的同事中有好心的人,“抄家”时可能还要受更大的罪。

  妈妈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现在还是),从不怀疑别人,其实不会有什么“反党言论”。妈妈政治上的“问题”,是因为从“五七”年开始,坚持那些被“整”的人“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从“漏网右派”开始,没有错过一辆“班车”。由于她一直是“党员”,也一直是一些热衷“整人”的人的“重点斗争对向”。但妈妈从没有改变过她的初衷。

  有一次我小时候,刚从外地的“寄托人”家回来--妈妈生下我,就被“隔离审查”了。后来又是“劳动改造”;我从一岁到三岁,姐姐从一岁到六岁(姐姐是“社教”时出生的),一直被别人带着--在幼儿园里高烧不退。妈妈放心不下,一天把我接出来,一手抱着我一手拉车运砖;上坡时就把我放在砖上。带队的工人师傅看不过,觉得太危险,狠狠地“训”了她一顿;第二天她就把我送回去了。我对这件事可能还有记忆,因为在我小时的梦中,老有妈妈推着一车碎砖、抱着我,遇到了一个防空洞大下坡的瞬间;而那些年,妈妈对这件事,是绝口不谈的。

  不过从我完全记事起,“阶级斗争”似乎已经淡化了。可能是“北大”的原因吧,“有问题”的特别多,小朋友的家长有一小半都“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谁家是“右派”、谁家是“历史”、谁家是“现形”、谁家在某某大会上坐过“飞机”;都抱着一种“SO-WHAT”的态度玩在一起,好像“坏人”只是“小人书”上的坏人。而这些大人们对小孩也是成天嘻嘻哈哈的,私毫也没有“改悔”的态度。这时,许多多年不来往的朋友,也开始相互走动;如西门我妈妈的那家好朋友,大学里就是好朋友--也成了右派,过去已多年因怕互相连累而不多“照面”了。我因是在外地入的少先队,连“填表”的那次尴尬也省略掉。

  我觉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不是“英明的党中央”,而是已经不再迷信、不再害怕的人民。

        八

  我小学三年级时,北京小学“春季改秋季”,全班都要“蹲”半年。妈妈一是不愿我浪费时间、二是怕我更“精力过剩”不好管,就把我送到南京南大的姨家读小学;转学中“跳”了半年。

  南京的小朋友和北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除了都非常羡慕和尊敬我这个“北京来的小朋友”。南京的女生爱说上海话,下课就聚在一块“闻”“上海来的”铅笔象皮,说那里有一股“奶油味儿”;南京满街的是“法国梧桐”而不是“窜天杨”,南京上体育课不踢足球而打垒球,等等。

  我们班上有两个“没有户口”的“下放户”,一个叫“陈章”,另一个叫“痧拉拉”,是我们班上最矮的两个男女生(其实,“痧拉拉”要比全班人都要大两岁)。他们的学习永远不好,他们的衣服永远脏,他们的脸上永远叮满了蚊子包,他们老是淘气,别人老是要告他们的状,比如:“老师,陈章和‘痧拉拉’又逃‘路队’了,(中午)不回家吃饭,在街上乱转。”比如:“老师,陈章和‘痧拉拉’今天又不交作业。”闹得太厉害了,老师便会说:“陈章、‘痧拉拉’,不许再闹;再闹,就不让你们‘借读’了。”于是他们俩就会老老实实地坐好几天。

  我在北京没有见过要饭的;南京有很多。大家都说“下放的”在乡下卖光了家俱、卖光了衣服又要回城里“混”了。许多人开始拆房盖房,拆了原属“下放的”旧房盖新房。“夫子庙”现在富丽堂皇,那时却是“棚户区”;泥垒的墙,竹蓖的顶,顶上盖着报纸;一下雨脏孩子就往公家商店里跑;一年到头都有许多“瘪三儿”一样的人在街上鬼鬼祟祟地兜售东西和寻找东西。我外公家就在“夫子庙”附近,却不允许我到那儿去玩。

  大人在“乘凉”闲谈时都说:现在的这些“下放的”可怜;前几年那些偷跑回来的女人更可怜。然后就看看我们孩子不说了。

  我姨家有个后门,每天傍晚都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子拿搪瓷缸子来要饭吃。有时,早晨没有煮新饭,头天的饭已经馊了;那个男孩就站在那儿不走,直到要了喂鸡的馊饭慢慢地带回去。姨挺“防”他,说他有时会偷拿院子里的东西。他穿的,大概和陈章、“痧拉拉”差不多吧--稍大后,我常常想,陈章和“痧拉拉”是不是也每天去要饭呢?他们是不是怕碰到“同学”难为情而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要饭呢?还是他们的家境要好一些呢--那时,第一次知道“解放后”还有这么多“穷人”在“讨饭”(虽然我还不知道当时农村的情况),非常“惊讶”和“想不通”,心里是很委屈、难过的。在南京,我仿佛是一个小蜗牛从它“首都”温暖的象牙塔里,终于向这个“大千世界”伸出了触角。

  并不是所有“下放户”都过得不好。班上有个姓沈的女同学,既干净,又秀气,学习又好,还是班干部;她家也是“下放户”,她奶奶不是,她的户口刚随了奶奶。“沈”原来也“借读”过,老师常拿“沈”给陈章和“痧拉拉”做榜样。第二年暑假,我还没有还完小朋友的“小人书”,便被妈妈接回了北京。

        九

  时代终于慢慢地变了。最先,是进北京城来卖瓜子的农村姑娘;一毛钱一茶杯瓜子,整天坐在路边等。大人们说她们“浪费时光”、“浪费青春”、“破坏卫生”(的确,地上多了许多瓜子皮)。但她们终于象酸枣刺一般在寒风料峭的北京街头“钉”住了。半年以后,鸡蛋市场也开放了。而电视台也终于放了第一部我有印象的电视剧--“玫瑰香奇案”。

  在以上的陈述中,我用的都是真人、真名、真事;没有多做文学上的夸张--我觉得,我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够“夸张”的了。

  回首童年,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的海

  让熏风将我升起,
  我是天堂中的一片碎叶;
  让海风将我带到,
  带到那充满了鸥鸣的家园;
  那里有我苦苦的祈祷,
  和我那烤焦了的童年。

  我在这静静的傍晚,
  象小船儿一样地飘泊。
  那空手回家的渔翁,
  夕阳在他眼中摇动;
  回忆又将他带到,
  他年轻时的几次还愿。

  多么轻柔,多么欢畅,
  在海的轻叹声中,
  月光在静静地顷;
  我又一次地变成了破碎的秋叶,是海上
  早晨或晚上的霞光,
  是海滩篝火上升起的黑烟,
  被海风带着在四处飘洒;
  来年的雪地上,
  我在一片鸥歌声里安眠。

  回想读博士过去的这几年,也有挫折,也有想放弃去找工作的时候;但和妈妈他们比一比,心里也就满足了。我用一年就从“助教”升到了“助研”,而妈妈他们却用了二十二年。妈妈他们真正开始“科研”,已是四、五十岁的老头、老太了。干扰他们的运动和家务太多了。至迟一九七五年,中国的物理学界仍然搞过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精通四国外语的外公做为中国第一代汽车工程师,为了抗战,整个八年都是在重庆的山沟里含辛茹苦地用战场上拣回的零件修理和拼装汽车,两次放弃了公费去国外拿博士的机会。有时我觉得我的这个“博士”,不是为我自己读的,而是为两代、三代人读的。

        十

  我在美国读书之余,还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接着,我便开始抨击中国的时敝,探讨造成我们民族苦难的劣根性。为此,我得罪了不少人。

  母亲听说我这么不“安分”,特地跑到美国东部来劝我;用她坎坷的一生来劝我(由此,我才对她一生的坎坷,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多做学问,少碰政治,多造福人民。

  那天,我和母亲游完了“大都会博物馆”,母亲坚持要省两块五美元,坚持要慢慢仔细地看看纽约。我于是陪母亲从“大都会博物馆”一直走到“中国城”。我差不多要累瘫了,而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好像没事;笑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她在“鲤鱼洲”被监督劳动时每天挑担时走的路,差不多就有这么远;那时,她还因为“风湿”,天天发着低烧。(母亲向我讲过,那时她想用拼命劳动,来证明她“无罪”。)

  回家的路上,看着灯火阑珊的曼哈顿岛,象个巨大的航空母舰一般,慢慢地沉到夜的湖里,母亲又开始耐心地用她坎坷的一生来劝我--“多做学问,少碰政治,多造福人民”。那时,我却突然地想到了我的童年;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子”吧。

  哦!久违了--我的祖国、我的人民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于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