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人权与中国

In 湿瓷绘 by 成朴

 

  近来,伴随江泽民的到来,人权与中国的问题再一次地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因此注意了一下各个新闻网站如《纽约时报》和CNN的读者讨论。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中国人(以姓名拼法为准)都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好的,或者中国现在不需要人权,而绝大多数洋人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差的。看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被美国舆论界和美国人民歪曲误解了,或者美国人民硬要把人权强加给中国人民。

  笔者曾是整个“六•四”事件的体验者。我不禁想到了那场事件的起因:学生们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市民们反对腐败,人民因不满现状而希望政治改革。“六•四”的这一起因连邓小平的“平乱报告”也予以肯定。八年过去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在以上两个方面做得如何呢?

  我先用一组数字来说明一下问题。据1997年6月的《读者》报导,十年以前,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去年为2•4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1%。现在,中国一方面钱多得打漂儿,另一方面民办教师的人平均月收入仍在百十来块钱徘徊(经济上他们真正地处在“九儒十丐十一娼”甚至是“九娼十丐十一儒”的地步),大多数农村穷孩子上学却要靠海外救济和国人(主要是教师们)募捐。教育在现代化中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希望工程”将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工程。

  “六•四”时,北京市长陈希同“对话”中曾扬言:如果学生发现他有一分钱的贪污,便不要把他当人。去年,陈希同以贪污十亿量级的罪状,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份。八十年代初,贪污是多占住房;八十年代末,贪污是收受大额钱财;现在,贪污是在海内外办公司和直接地鲸吞国有财产。时下又十分流行贪官污吏才好、以权谋私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论点。另一方面,广大的打工仔打工妹为了几个蝇头小钱,不得不做几乎没有人身自由的工业奴隶;许多农村的姐妹为“扶贫”,不得不忍受人生的屈辱;近四分之一的国营企业工人下岗挨饿。“反腐败”喊了几十年,时下又有几个国人相信“举报”和“我党的自我廉洁机制”那一套呢?老百姓们照样没有过问官们如何花费税收和募捐的权力,反而要根据官们的行为来修正民间的道德。官们多多得了钱,便号召老百姓们要“理解”、“爱国”、“奉献”、并宣扬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性。看看现实,我恍然地明白了明朝的三百年是怎么一回事了。

  诚然,“六•四”的结局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六•四”式的悲剧不应重演。可是靠剥夺老百姓们说话的权力和人为地制造“舆论导向”便能避免“六•四”的悲剧重演吗?中华民族更大的悲剧“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以最严密的方式成功地控制全民思想达十七年之后暴发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检讨还远远地不够,但现在政府已经开始钳制对“文化大革命”的研讨。如果人民没有正常的表达观点“发劳骚”的民主渠道,如果人民不学会用冷静的和理性的方法以民主的手段面对社会问题,如果政府不听民意不顾人民的利益一意孤行,那么另一场“六•四”将在所难免。

  许多中国人都说,中国人现在可以在国内公开骂政府而没有麻烦,并以此证明中国有了“言论自由”。且不说这个“公开”毕竟只是私家酒宴上的恣意谈笑而矣(与“舆论自由”基础上的“公开”差之远矣),这种自由的一大敝端便是它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中国政府能以“在海外发表政治性文章”、“在海外大学注册”、和“接受海外资助”的罪名判刑王丹十一年,也能以同样的三条把读《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学仔们都当做“海外赤子”,明天又会如何呢?如果为着统治的需要当局可以违法地抓人杀人,中国共产党为了一党的私利便不搞法制,我们的中国社会将仍然是个以“恐怖”来维持的社会,包括以“恐怖”的方式来反腐败和搞安定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各位是否同意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都应该关注他们的命运--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制的问题,一个民族明天何去何从的问题,一个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无论你已经决心回国,还是决定做“边缘人”,还是已经成为外籍华人,只要你还想和你的祖国打交道。对人民的大规模的迫害总是从对个别人的迫害开始的;而没有社会公正的祖国将会成为绝大多数海外游子心中永远的阴影。

  并不因大力宣传“核心”我们民族便有了“向心力”,并不因为政府钳制社会舆论我们的社会矛盾便不再存在。我们曾庆祝过中国的“软着陆”(相较于俄国的“饥饿疗法”)。六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国营企业的家底折腾光了后,我们中国仍不免要走“饥饿疗法”的道路(见“十五大”报告),只是不在“饥饿”以前象俄国那样给全体公民每人一张股份的契约,只是现在中国的舆论只反映大款们的生活而不以“下岗人员”的生活来增添社会的饥饿感。也许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那些下等中国人的人权无足道,但在目前,至少“人人平等”的条款还在中国的宪法中(好像还没有被哪中全会删除),虽然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即使在法律和税收上仍然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国在迅速地变、快步地走,中国的老百姓们却不知道被政府领向哪里去,几个试图举手提问的人却被扣上了“持不同政见者”“外国人的走狗”的帽子关起来,我为仍在中国做普通中国人的人们感到悲哀。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渐进”的风尚取代了中国共产党发迹时“革命”的风尚,大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嘲笑那些热衷革命的爷爷辈们。笔者虽然十分希望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前进,但也相信昔日那时那么多“不惜生命”的人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深刻的个人原因。“一个社会,如果不给它的穷人们以希望,那么它的富人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希望。”--即使富人们能够携款跑到国外。我们能出国,能留学,其实都是中国人中的幸运儿。且我们大多出身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再不济在国内也受到了比一般中国人好得多的教育。所以,我们在感受美国舆论“不公正”对待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想一下这种“不公正”背后的深刻原因。笔者周围即使最表现得“爱国”的人中,“留下来”甚至为了尽快“留下来”而放弃学业也是普遍的现象,年轻而真正准备回国的人还没有遇到过。我们如此,广东福建的不能留学的普通人为何不能也如此地千辛万苦跑来打黑工做蛇人?一方面,中国有很多钱国力强盛、一言九鼎;另一方面,中国没有钱扶贫救灾和搞基础教育及基础建设、常来募捐,中国大量输出弃婴,中国人大量向外流亡,中国很腐败,在国内的中国人无权批评他们的政府--我们周围的洋人们究竟该怎么看我们的中国呢?

  另一个时髦的词是“偏激”,中国人现在常在讨论中用它来攻击持不同政见的同胞,并将“理性”当做“偏激”的反义词来标榜自己。其实,“偏激”的反义词是“中庸”或者是“没有见解”,而不是“理性”。“理性”的经典定义如下:
  1、从事实出发;
  2、依靠逻辑;
  3、当处理人类事物时,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之上。
在欧洲历史上“政教和一”的时代里,“理性”不仅不“中庸”而且很“偏激”。现在笔者就试图以“理性”的方法来分析一下最被我们汉人所不齿的中国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比如新疆,建国以来建立的大量的“开垦农场”的土地的确是从少数民族那里抢来的(见王胡子在疆的事迹);汉人不仅占据了最好的牧场,而且切断了少数民族游牧的水源;历史上有名的大河塔里木河等几十条河流消失了,曾横贯塔里木河两岸上百里的胡杨林和牧场完全成了荒漠,那个建国初期相当于两个鄱阳湖的罗布泊成为了真正的死亡之谷;朋友,如果你是一位新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草场的少数民族,你又将如何想和如何做呢?又比如对西藏的统治,许多汉人的理由其实是因为藏族是个落后民族;且不纠这个立论本身,世界上现在哪里还有落后民族一定要被“优秀民族”统治的道理?!果然如此,我们汉民族为何又要纪念“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族之争只有回到理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决。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一些人权的忽视,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本民族至上”的私利。

  受教育、反腐败、法制、就业和吃饭、地方自治和民族自绝,其实都是人权的问题。人权不仅仅是个生存权,除了生命以外,人还应该有自由的权力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人如果没有感情、不讲道德、不问良心、和不追求社会公正,人便不能成为人;只有生存权的人其实只是别人的家畜,连奴隶伊索还有唱歌和讲寓言的乐趣与自由。我们中国人总爱讲“明天会更美好”,这个“好”是不是主要地是指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大幅度提高?还是主要指中国军舰和战斗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来美国之前,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的采访时,背了一段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讲演,又加了一句:美国的内战便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因为人权。与我很熟的一位老科学家为此很生气。内战是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林肯是美国人民心中的神,内战的起因黑奴问题归根结底又是人权的问题,而江泽民同志为了否定人权便修改这段美国历史(不知是哪位大内秀才出的馊主意!),一些美国人便觉得他是在有意污辱美国的历史。也许,这便是美国舆论“围剿”江泽民的感情因素之一。我国的孔子言他三十岁以前“听其言”、三十岁以后“观其行”;江泽民对林肯葛底斯堡讲演的真实态度(是不是只是在为他的个人独裁做秀),还是要从他如何面对国内的普通老百姓的人权与利益、和搞不搞政治改革让不让人民说话上看出来。

  江泽民又拿“相对论”,来说明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权原则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人权原则--二者不相同不相混。据我所学,“相对论”的基本原则只有两条:
  1、各个座标系中原则都是相同的;
  2、光速在各个座标系中是恒定的。
引申即为: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人权的原则是普适的。如果一定要坚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权原则美国人有美国人的人权原则二者不能等同,那么至少要假设中国人与美国人不同属一个人类且是不平等的,这显然不是江泽民此行的目的。现在,中国政府在内政问题上否认自己公民的人权,同时在外交上向重视人权的西方大搞利益诱获,这样做其实很难赢得它国的真正尊敬。无论有多少滞外不归的中国的“海外赤子”们多么为本民族自豪、并在海外为自身争得多少平等与尊敬,中国的价值还是要从在国内做普通中国人的价值上体现出来。

  这里我忽然地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两段描写,讲的是『名备天下』的郭大侠的一段探险经历:

  『那日天气甚冷,迎着西北风,那山路冻得像白蜡一般,又冷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听得山□
‘7d里大吼一声,又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绝了!”一交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原来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和着他脸上来闻。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戳出一个大喷嚏来。那老虎倒下了一跳,连忙转身,几跳跳过前面一座山头,跌在一个涧沟里,那涧极深,被那棱撑像刀剑的冰凌横拦着,竟至冻死了。郭孝子扒起来,老虎已是不见,说到:“惭愧,我又经了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

  连做土匪和杀人也是这般便宜:

  『到了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辞别了老和尚又行。找着山路,一步一滑两边都是涧沟,那冰冻的支凌着,就和刀剑一般。郭孝子走得慢,天又晚了,雪光照着,远远地看见树林中一件红东西挂着。半里路前,只见一个人走,走到那红东西面前,一交跌下涧去。郭孝子就立住脚,心里疑惑道:“怎么这个人看见这红东西,就跌下涧去?”定睛细看,只见那红东西底下钻出一个人,把那人行李拿了,又钻了下去。郭孝子心里猜着了几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见那树上吊的是个女人,披散了头发,身上穿了件红衫子,嘴根前,一片大红腥腥毡做个舌头拖着。脚底下埋着一个缸,缸里头坐着一个人。那人见郭孝子走到跟前,从缸里跳上来。因见郭孝子生的雄伟,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到:“客人,你自走你的路吧,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这作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恼,我可以帮衬你!这妆吊死鬼的,是你什么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浑家。”郭孝子道:“你且将他解下来。你家在哪里住?我和你到家去说。”那人把浑家脑后一个转珠绳子解了,放了下来。那妇人把头发绾起来,嘴跟前拴的假舌头去掉,颈子上有一块拴绳子的铁也拿下来,把红衫子也脱了。那人指着路旁,有两间草屋,道:“这就是我家了。”』

  一个传统上常被剁肉做包子的民族,对人权与自由的理解和想象也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当“爱国”成为它拒绝去理解和去想象的理由。

  词曰: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倘佯。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蚕蜕,濯足沧浪。』

  『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篇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理空王。』

  十月三十一日草草。